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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维为:“中国自信”从何而来

2015年11月18日下午,上海。蒙蒙细雨淅淅沥沥,空气温润而清新,路边的法桐在微风中枝叶摇曳,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精致与繁华。在杨浦区国定路一间简洁敞亮、书香袭人的办公室里,我们采访了因撰写《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等著作而广受关注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半小时,张维为教授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的深深自信,对中华民族实现百年梦想、屹立世界之巅的殷殷期盼,在我们心中不时激起波澜……

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

记 者:《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中国三部曲”出版以来广受好评,您能否介绍一下写作这三本书的契机和历程?

张维为: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特殊经历,我曾经走访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走来,有所见闻、有所思考、有所比较,对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触动和震撼颇多感触。同时我也感觉到一种强烈反差——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诸多偏见,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片漆黑”的印象。在国内考察有时也能感受到另一种强烈反差——一些人对我们自己的制度和道路存在诸多困惑,而对西方的一切都津津乐道,没有丝毫怀疑。这两种反差使我感到很有必要站出来讲话。要把自己通过走访百国,在亲身体验与感悟中逐渐形成的那种对于中国道路、制度、模式的自信清晰地表达出来,传递给更多的人,为中国人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认识世界发挥一点作用。

我去的地方比较多,亲眼目睹了不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南斯拉夫,一个是苏联。这两个国家解体的前前后后,我不仅研究过,还感受过。其解体的过程可以归结为两步:第一步,他们的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他们的政治精英也被西方话语“忽悠”,党的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最后也一并被“忽悠”,结果就是国家崩溃。经济先崩溃,然后就是政治……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如果说中国的崛起还面临什么威胁的话,恐怕主要是来自西方话语的“忽悠”。没有自己的话语,做对的事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因此,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中国三部曲”是建设中国话语的尝试,旨在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和研究,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评论中国和世界,来建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一定要自信!如果现在还被那么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质问我们:“你们当初一手好牌,为什么会打成那个样子?!”

中国是“超大型国家”,理解中国必须建立“板块概念”

张维为:《中国触动》是第一本,初版叫《中国触动世界》,总体比较感性一点,都是实在观感,但基本的观点都有了。《中国震撼》是第二本,是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我提出了一个思考的框架: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复合体。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这既是真正理解中国、科学对比中国与外国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作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有时候大家会不假思索地讲,人家瑞典怎么样、瑞士怎么样,其实这是没有把国家的体量考虑进去。中国大到什么程度?按照欧洲每个国家平均1400万人口来计算,中国就是近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一个上海就相当于三个瑞士的人口规模,从上海到南京坐高铁一个多小时,这在欧洲可以走三四个国家。规模差别这么大,很多表象的东西是不可比的。

正因为中国属于“超大型国家”,所以看中国必须得有“板块概念”,这也是中国国情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我当时提“中国震撼”,很多人不敢相信,说怎么可能震撼,我们比人家差远了。我说一定是震撼,关键是要分板块来看。中国有“准发达”板块,有新兴板块,还有其他板块。这个“准发达”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以及一些内地城市,估计总人口至少3个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特征。我们长三角有1.5亿人。目前中国每年出境旅游的人数超过1个亿。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面积都很大,但人口也都只是两三千万的规模。

分板块来研究中国,并分析板块之间的关系,就更能看清中国的精彩,看清中国的震撼。对有些负面的问题也能看得更清楚些。比如,腐败是国内外都极为关注的问题,如果分板块来看,中国的“准发达”板块在这方面比某些发达国家做得要好一些。这是我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不是“部分利益党”

张维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这也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政党”一词的英文是“party”,其词根“part”的意思是“部分”。在西方的政治语境里,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大家互相竞争,决策往往采用票决制。你51%,我49%,你就赢了,我就输了。哪怕你只比我多1票,我也得接受这个结果。这在西方文化里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分为各个部分的话,国家就整合不起来了。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是由无数个小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有统一的执政集团,特别是儒家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个传统,虽然也叫“party”,但不是“部分利益党”,而是“整体利益党”。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不理解,老是希望中国也搞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就对他们讲,一个执政党如果仅代表一部分人,这在中国政治文化里面是不可思议的,一旦采用多党制,国家就必然会分裂。

一个国家好的政治制度,必然是从这个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机械“照搬”或“嫁接”,多数时候会产生“怪胎”,很难取得成功。纵览这二三十年的世界,西方国家强行或诱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改用西方政治制度,绝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在有些国家还带来灾难性后果。当初西方国家为之兴高采烈的“阿拉伯之春”现在变成“阿拉伯之冬”,原因就在于此。中国能够触动世界、震撼世界,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政治制度的超越彰显制度优势和生命力

张维为: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书是《中国超越》,书中探讨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等领域,有些我们已经超越,有些不久将会超越,有些通过持续努力最终可能超越。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制度安排的超越,也就是政治制度的超越。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我们是否能够树立制度自信也密切相关。

在一些人心中,美国的“三权分立”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了。其实学过政治学的人都知道,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权”,本质上都属于“政治权”的范畴,而一个国家的高效运转,至少需要政治、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制度安排最大的问题是资本的权力一家独大,资本决定政治。奥巴马当选,资金从哪里来?我看是华尔街、好莱坞,两个最大的利益集团。竞选捐款上不封顶啊。可以说在美国,30个或50个最富有的人靠捐款就可以左右白宫的重要决策。资本权力过大,恐怕是美国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一点有不少美国学者看得都很清楚。

在这方面,中国的制度安排是有优势、有生命力的,尽管我们很多人自己往往看不到。在中国,三者之中政治的力量相对大一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速扩张,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影响也有了明显增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民调和数据都能证明这一点。我的感觉是,政治力量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对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又有某种规范和引领的作用,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国在制度上的超越。这是美国不能比拟的优势。

体现大多数人利益是中国决策机制的重要优势

记 者: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决策机制的优势,提到五年规划。当前大家都在热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以您的视角来看,“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有哪些亮点?又应怎样理解和认识?

张维为:我还是喜欢进行国际比较。科学制定重大决策的机制,是中国模式优越性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出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广泛征集会议议题形成共识,到组成班子认真起草,再到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涉及各类部门、各个层次、各方精英以及大量的智库,这个建议的质量具有相当高的水准。

美国是怎么决策的呢?比如近年的医疗改革,制定方案的团队主要由律师构成,起草任务完成后、国会通过前,各个利益集团都来游说,你改一条、我改一条,最后报告有两千多页。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条款下面都有注解——“例外”。比方说高血压这个病的报销范围,这个药排除在外、那个药也排除在外,等等。如此烦琐的报告,执行过程中自然困难重重,很大程度上被既得利益者绑架了。

在我眼里,这次五年规划建议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思想,这也是中国模式非常重要的优势。“民惟邦本”是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好的政治理念和传统——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建议设置的目标,如收入翻倍、户籍改革、放开二孩等,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不管政治制度如何改革,民主协商也好,一人一票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上,这是硬道理。不论是苏联、东欧的剧变,还是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老百姓生活水平停滞或倒退都是其不成功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我曾对一位热衷于推销“普世价值”的西方人讲,不是自由、民主、人权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你得问当地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我在非洲走过十几个国家,老百姓的迫切要求是什么?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就业、治安、医疗、消除贫困等,极少有人提及这样那样的选举。西方制度“嫁接”到发展中国家往往不成功,这一点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

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张维为:“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最大亮点,我认为是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体现了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种认识上的飞跃特别重要。

五大理念当中,有些是中国独特的,比如协调和共享。西方的制度是个人本位的,协调起来非常困难。这种制度下,推进改革就很难,因为改革会涉及各方利益的调整。共享也是这样,在个人本位的社会中,我为什么要和你共享?大部分西方大国都是联邦制,每个州的力量很大,如果要富的州帮助穷的州,他们会说为什么要帮助?所以这两个概念我觉得是中国特色的。

其他三个方面,创新、绿色、开放,西方也会提,但是做法会多有不同。建议里所说的创新,是广义的创新,涵盖一切领域。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的创新,更多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不怎么触及政治体制。中国的铁道部曾经创造了高铁的奇迹,但它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该治理就治理,该调整就调整。在西方这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你减一个试试看?加强金融监管也很难做到啊,金融危机带来那么大破坏,对华尔街的监管改了多少呢?中国的绿色、开放与西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文章节选自《秘书工作》杂志2015年第11期。原题目:《没有真正的自信就没有真正的忠诚——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作者:本刊记者)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6/0204/7245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