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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及中情局会资助什么样的“左翼”媒体?

目录:

1、欧美知识分子大量左转,中情局考虑如何“更温和地影响左派”

2、中间、公正、温和、托派色彩、立场偏左的左翼:“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3、渗透手段是打入内部,资助首要人士

4、充当老大哥的间谍:乔治·奥威尔的变节、告密与谎言

5、警惕今天中国的伪“左翼”

1、欧美知识分子大量左转,中情局考虑如何“更温和地影响左派”

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欧美知识分子普遍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尤其俄国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左转,逐渐开始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谱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道路,右翼自由主义的影响江河日下。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欧美知识分子的左派运动都汇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这一世界主流的左翼大潮,这简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釜底抽薪。这种局面,的确让资本寡头们很头疼。

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被西方国家列为头号敌人,冷战拉开序幕。这当中,文化领域的冷战更为隐秘。

早在冷战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比那些脱党分子更有效地与共产党作斗争”?美国政府及情报机构逐渐认识到,右翼自由主义和共产党叛徒们,已经很难对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产生感召力,“依靠那些已对共产主义产生幻灭感但仍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正确的”,在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时代,美国物色到的是那些“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人物(Non-Communist Left)”,重用此种人物的战略,成为了“此后20年内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美国着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在其1949年出版的《至关重要的中心》一书中就重点论述了一战略思想,该书分析了“1917年革命以来左派的衰落及其最终在精神上的瘫痪”,进而指出,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人物“是团结那些争取自由天地的人们的一面旗帜”。亚瑟·施莱辛格后来于1996年回忆说:“这个论点激活了动员非党左派的工作。奇普·波伦、艾赛亚·伯林、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坎南都表示拥护这一论点。我们都认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一论点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潜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题。” [[i]]

秉持这一战略,西方国家情报机构通过资助、建立一些文化组织,网络知识分子,发动反共宣传。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e Freedom,简称CCF)”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利用上述“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人物”,即曾经亲共、倾向社会主义甚至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来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

这样做是十分巧妙、有力的。由于欧洲的右派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同流合污,在民众当中已经声名狼藉,不堪利用;美国特工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面目来宣传,冷战意图又过于明显,不利于团结知识分子以及使民众接受;而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曾经支持底层、参与反法西斯斗争而声望很高,具有很强的“政治正确性”,因此,以左翼面目来反左、反共,反对左翼的真正中坚和主流(即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托派人士塑造成社会良心、真正马克思主义及自由民主的代表,就是西方反共势力最好的选择了。这样,被他们攻击的苏联共产主义,就成了邪恶、极权的化身。

2、中间、公正、温和、托派色彩、立场偏左的左翼:“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据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受中情局支持的著名左翼人士、曾经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者,包括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书中说,“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用员工数十人,出版多种名声颇大的刊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拥有一家提供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服务公司,组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和画家颁奖,为他们提供公演和展览的机会,以此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中情局建立的文化冷战队伍“是美国进行冷战的秘密武器,广泛地散布在文化领域之中。在战后的欧洲,作家、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评论家,无论他们喜欢不喜欢,知情不知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与这一隐蔽事业有着某种联系。”“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ii]]《文化冷战》一书只研究了1947到1967年间的情况,而此后中情局对于文化、学术领域的渗透有增无减[[iii]]。

另据披露,1967年5月,一位名叫汤姆·布拉登(Tom Braden)的前中情局官员于《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表了自白书,标题是:“中情局是‘不道德的’,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布拉登证实了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时间里,记者陆续揭开的内幕:为了对抗前苏联的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暗中资助一大批“公民社会”群体,例如全国学生联合会和许多社会主义欧洲联盟。[[iv]]

CCF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创立和赞助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和政治杂志,使得中情局成为二战后塑造人们智识和见解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派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等,其中不乏被看作西方左翼政论标杆的重量级刊物,如《党派评论》,《新领袖》、《新世界》等。

《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创立于1934年,其创立者之一菲力浦斯曾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加入过共产党支持的“约翰·里德会社”,后转而致力于“从纯粹马克思主义与前卫派文化立场出发攻击斯大林与前苏联”,政治倾向具有非常明显的托派色彩。在蓬勃的左翼运动时代,这份杂志吸引了很多重要知识分子的关注,如乔治·奥威尔、汉娜·亚仑特、萨特、波伏瓦、桑塔格、加缪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该杂志于2003年4月宣布停刊,编辑迪克斯坦认为停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解体之后,反斯大林主义的论题失去的原有的意义”[[v]]。

《新领袖》(The New Leader)作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阵地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但到了冷战初期,它不断着眼于树立苏联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象。《新领导》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此时正是麦卡锡主义盛行、西方反共反苏最猛烈的时候。但中情局对该杂志并不十分满意,因为杂志总编辑维塔斯的反共产主义“过于凶猛、无情,太像保守党人”,中情局想要一个更温和、更中间的、“高精尖”的声音来影响欧洲的左派[[vi]]。

CCF于1960年代中期尝试在拉美破坏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魅力,1965年它关闭了一本杂志Cuadernos,并在一年后推出《新世界》(Mundo Nuevo)来吸引更多的左翼作家。最初几期的《新世界》杂志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刊发了对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采访,以及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和吉列尔莫·卡夫雷拉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等人的小说,以及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尚未出版的《百年孤独》中的一些片段。这些小说奠定了拉美文学爆炸的基础。[[vii]]

由此可见,对于中情局来说,为了反对苏联、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情局不仅仅开发和研制公开的武器(即右翼自由主义,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大师和宪政大师),更重要的是使用秘密武器,它资助了大批以中间、公正、温和、立场偏左的面目出现的左翼来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给斯大林的苏联及毛泽东的中国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涂抹上了“极权”、“极左”的标签,似乎只有那些中情局控制的左派媒体,才是公正的、温和的、不左不右的、中间的、健康的真正左翼。

就这样,在中情局的秘密资助下,《党派评论》等以左翼面目出现却秘密执行中情局任务的媒体,竟然成为在欧美知识分子中间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这保证欧美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左派运动的主流,始终远离并批判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为主力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这样,通过大额秘密资金和精密运作,中情局实现了如下冷战意识形态格局:欧美的右翼反苏反共,欧美的左翼也反苏反共,但苏联共产党的右翼却亲美亲西方,直到最后,中情局控制欧美左派成功反渗苏联,连苏联的领导人也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随后蜕变为极右的新自由主义者)。正是这个原因,虽然在冷战较量中,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基本领域遇到的困难远远大于苏联,但是最终解体的却是苏联。

3、渗透手段是打入内部,资助首要人士

并非所有被中情局利用的左翼知识分子都知情,中情局往往或者出人,以自由身份创办杂志,吸纳其他人加入,或者资助杂志社的首要人士来影响杂志的主要倾向。

例如,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表面看来很难想象与中情局会有联系,但他的创始人之一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却曾是中情局人员,杂志成为他最初掩饰的工具。尽管他坚持认为联系已经中断,否认《巴黎评论》是CCF的组成部分,但据2012年一篇发表在《沙龙》(Salon)上的文章指出,乔尔·惠特尼(Joel Whitney)检查了该杂志的档案,发现它与CCF甚至中情局更深层次的关系,记录清楚地表明《巴黎评论》通过向CCF售卖文章的再版权获得收益。《巴黎评论》的确受益于情报局,有间接证据表明这影响了杂志在作者人选上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评论》的案例表明如果缺乏某种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互动,一份“非政治性”且曲高和寡的文学期刊能够度过冷战时期是多么艰难。[[viii]]

在这种隐蔽、多样化的手段之下,许多参与杂志创办、运营和为杂志投稿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自己已被纳入中情局的冷战大棋之中,桑德斯指出:“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种做法在年中一直没有受到挑战,人们也不知其内情,大家都认为这是为西方做好事。”[[ix]]

一些人否认接受中情局赞助损害了他们的“独立自由”,辩解称“我们只不过是支持人们把原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而已”,还认为,如果从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中受益的人对此毫不知情,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因为接受了资助而有所改变,那么他们作为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其独立性就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x]]

但是,有关冷战的官方文件却系统地否定了这种利他主义的神话。凡是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的个人和机构,都被要求成为这场范围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宣传运动中的一分子。美国当局为“最有效的宣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xi]]这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对以“独立自由”自居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策略。

当然,也有真正有良知的、清醒的知识分子拒绝合作。例如目光瞄准拉美左翼运动、力图削弱卡斯特罗影响的《新世界》杂志,曾经吸引了一些左翼作家,但古巴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该杂志和CCF的关系并拒绝参与其中[[xii]]。

4、充当老大哥的间谍:乔治·奥威尔的变节、告密与谎言

在中情局所资助媒体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有的的确不知情是“被洗脑者”,有的据证实则是知情者,他们明确知道自己在披着左翼的外衣为中情局服务,只是出于维护自己“独立自由”的形象而否认与情报部门的合作。

但也不乏赤裸裸地政治变节者和投机分子,他们以无比正义的面貌批判极权,批判“老大哥”式的监控,但自己却热心于为情报机关效力,甘当鹰犬。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与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情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以换取对方资助其小说《正午的黑暗》出版为报酬[[xiii]]。

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他已经被塑造成批判极权的正义的化身、良知的代表,其作品最为反共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但据90年代解密的资料,奥威尔曾效力于英国军情六处,甚至提供了欧美共产党员或亲共人士的黑名单,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他的一个笔记本也被曝光,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了135个名字,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导演、演员、记者等[[xiv]]。奥威尔以谴责警察国家、“老大哥”著称,他自己却是“老大哥”的合作者、告密者。

其回报是,他的政治讽刺作品的极度受热捧。《动物农庄》在1944年刚写成时是受冷遇的,连遭四家出版社拒绝,冷战来临之后,奥威尔的小说迎来了春天,英国军情六处大力推动《动物庄园》出版和走红,美国当局则把《动物庄园》和《1984》列为中学必读书。

当然,出于充分利用的目的,奥威尔的作品也遭到了篡改,更利于反共宣传。奥威尔去世后,中情局出钱找到制片人,把《动物农庄》改编为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并做了重要改写:由于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原意是表达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中情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所以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xv]]

5、警惕今天中国的伪“左翼”

历史上,诸如民主社会主义派、托派等,也自称左翼,口头上宣传自己既反资本又反强权,但实际上却以攻击科学社会主义为主业,在攻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上,比西方自由主义者更为卖力,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也最大。戈尔巴乔夫也曾声称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推行以“民主化、新思维”为旗号的改革路线。包藏祸心的叶利钦起初也宣称仍忠于“社会主义”,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普遍价值观”但是一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掌握了政治大权,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彻底地露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搞起西方式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为此不惜解体苏联,摧毁了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带来了叶利钦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倒退和新沙皇专制的复辟,陷入官僚和寡头制的资本主义泥潭,使千百万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作为西方的代理人,又以“开明”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出现,由他们来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共,这要比西方自由派直接攻击的效果大得多。实际上,后来俄罗斯一些政界人士已经反思到西方战略的要害,西方反共势力一开始掩藏了自己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而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国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不是以右翼保守,而是以温和的自由民主左翼的面目来演变苏共、瓦解苏联,随后叶利钦等寡头则又以“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的真面目出现,用军队和大炮血腥攻击抵制叶利钦、盖达尔土地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议会(被叶利钦宣布非法而议会却认为合法的俄共组织的救国阵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死伤一千多人,镇压了左派运动的复兴,恢复了“官僚专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此时美国及西方全部都站在大独裁者叶利钦一边!!

苏联解体这一事实,不言自明地证明了当年中苏论战谁是谁非,随后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复兴。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中国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对外依附及某种程度的去工业化和去高新技术化(运十、红旗轿车等等都被新自由主义势力扼杀),在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复苏尤为显著。

随着社会问题的加剧,历史将越来越呼唤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经济改革,呼唤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群众路线的回归;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和腐败问题,反对新自由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破坏和对全民财产的瓜分,已成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将愈发展现其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潜力。科学社会主义(传统上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上是,现在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最大敌人,在当代的中国则表现得更明显。但对于西方的宣传机构来说,赤裸裸地宣扬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在中国越来越行不通,阻扰中国脱离新自由主义依附道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正途,是美国及西方的根本战略目的。华尔街和中情局很清楚,什么样的左翼是其根本性的主要敌人,资助什么样的左翼则可以有效地打击其主要的左翼敌人。

未来我们或许会对不久的历史看得更清楚: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获得民心并在高层愈发展现其活力的关键时刻,越来越多的以“温和左翼”、“理中客”、“爱国”的面貌示人的伪左翼媒体、伪左翼人物(很多直接由原来的托派和自由主义反共群体摇身一变而来)突然崛起,其实际业务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及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真正对美国垄断资本产生根本性威胁的左翼理论。

当然,中情局重复演变苏联的模式(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诱导下的和平演变)将很难奏效了,按照当前中国的显示状况和意识形态格局,这一次他们最好的战略或许将是兵分两路,一路是继续在底层鼓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在当今中国的进步性,以煽动颜色革命(类似苏联解体前的活动),另一路则在高层以反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面目活动(类似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的活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丑化、淡化苏联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事业的丰功伟绩,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产生了干扰和破坏,掩盖其弊端和危害,鼓吹中国继续延续原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体制,鼓吹中国走“官僚专制+新自由主义”的老路、邪路,镇压左派和底层,鼓吹中美全球合作,以与美国和全球右翼保守主义(实质为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形成大合流。

在这个背景下,王伟光去年发表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就愈发显得重要了。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否坚持剩余价值学说、是否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否坚持毛泽东思想,将成为区分真假左翼的试金石。

[[i]]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66、67页

[[ii]] 同上书,前言

[[iii]]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http://www.dooo.cc/2014/11/32852.shtml

[[iv]] 用更温和的声音影响欧洲左派:中情局资助的7份左翼杂志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2535

[[v]] 刘擎:风云际会,回首不平凡的2003年(国外篇),《社会科学报》2003年12月25日

[[vi]] 同注4

[[vii]] 同上

[[viii]] 同上

[[ix]] 同注2

[[x]] 同上

[[xi]] 同上

[[xii]] 同注4

[[xiii]] 同注3

[[xiv]] 刘禾:“思想像罪犯一样,无孔不入”

http://news.hexun.com/2014-08-08/167339665.html

[[xv]] 同注3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5/1021/2619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