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页面

首页 > 论坛国际纵横 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其发展状况对中美两国与世界局势都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如何衡量和评估中美关系的状况呢?“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感知。近来,由于经贸摩擦的直接负面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感知就像过山车似的跌入低谷。不少人认为特朗普发动的经贸摩擦只是针对中国,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了1972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

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的片面感知,是过分夸大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消极面。我想谈三点不同看法。

第一,特朗普发动的经贸摩擦不仅针对中国,其影响是有限的。

截至目前,特朗普已入主白宫6个多季度了,近两年来,貌似“无厘头”的特朗普在内政外交方面动作频频,推出了一系列富有“特氏风格”的政策措施,我称之为特朗普“新政”。发起经贸摩擦属于特朗普外交“新政”的举措。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幌子,强调“无条件的对等”与“绝对自由”。所以,他反对照顾中国在WTO框架内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反对给中国的市场开放以时间周期表,要求完全对等的国际贸易额度,否则,就以征税来威逼。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发动的经贸摩擦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与地区,只不过针对中国的更严厉、更高调些。这主要与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最大的有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近占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的70%。

从选举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对华发动经贸摩擦,是为了兑现其竞选承诺。据不完全统计,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竞选承诺的政策兑现率较高,几乎达到80%以上,这是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最高的一个。他在竞选时所发出的承诺,绝大部分都很快兑现了,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失信”了。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对中国发过“狠话”,例如,他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人偷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等。但这些政策主张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都没能兑现,其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主席的雄才大略打乱了特朗普的执政节奏。2017年4月习主席赴美参加“海湖庄园”会晤,并邀请特朗普在当年11月访华,这些外交举措都成功地延迟了特朗普竞选时对华政策的兑现。但随着特朗普执政的延续,以及刺激国内就业的需要,他开始发动经贸摩擦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然而,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不应过分解读。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经贸摩擦涉及的经济份额与当前庞大的世界经济规模相比,所占比例不大,无法撼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局。(二)特朗普政府为了满足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倾向于自吹自擂,故意扩大经贸摩擦的影响,企图让外部世界产生恐慌效应。

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特朗普对华发动的经贸摩擦主要涉及110亿美元的太阳能光伏板、洗衣机、加拿大圆木,400亿美元的钢材和铝材,1920亿美元的汽车,还有2500多亿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到时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总额也超不过1400亿美元,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报复最多也就200多亿美元。这些全加一起不到6500亿美元。这些商品即使都按照目前的最高税额——25%征税,也不过1600多亿美元。这与全球每年80万亿美元的GDP相比,微不足道。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GDP每年平均增长约3%,加上2%的通膨,2018年全球经济总量应增加4万亿美元。如果把这额外增加的关税1600亿美元置入对比,也仅占4%,不能对全球经济走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样,即使特朗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5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也无非1250亿美元,这与我国12万多亿美元的GDP规模相比,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至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些许拖拽。而且,从短期来看,中美经贸摩擦虽可能迫使美国资本回流,有助于特朗普创造国内部分就业机会,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把双刃剑,将会加重美国的国内生产成本,增加美国国民的生活成本,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福利,可能逼迫特朗普对此贸易政策做出反思与调整。

第二,尽管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有所恶化,但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面还在。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其战略合作的基础面很广,除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之外,还应该有“非政治的基础”。所谓的“政治基础”主要聚焦于国际安全、政治外交与意识形态。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清楚,就像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得益于共同的安全对手——苏联,国际安全与政治外交因素无疑居于首位。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与政治外交因素的作用大幅下降,而非政治方面的因素逐渐上升。因此,我们别忘了中美关系之间还有“非政治基础”因素,即共同的全球责任与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国际移民与难民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需要中美两国协调合作,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地球。

另外,当前中美关系尽管在传统的“政治基础”方面有所削弱,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中美两国的基本共识,只不过美国方面觉得中国做得不够。但是,“非政治基础”因素依然保持强大的存在,尽管特朗普试图以狭隘的“美国优先”来修正,但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未来中美两国还是需要合作共存的,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面还在。

第三,过分夸大当前中美关系消极面会把中美关系往坏的方向推。

中美关系很特殊,它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中美双方因为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也就是需要人为的“塑造”。纵观中美建交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从试图恢复与台湾“正常关系”的里根,到指责“从北京到巴格达的暴君”的克林顿,再到把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的小布什,再到“重返亚太”的奥巴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过分宣扬中美关系的消极面会导致负面悲观的氛围,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发展的更大困难。不同的塑造与引导,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遇到类似特朗普这样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不甚了解的美国总统,更需要我们的主动塑造和引导。如果说,特朗普现在的“胡来”是对中美关系战略意义的无知与忽视,那么部分反华的美国建制派精英则是有意而为之,故意恶化中美关系的氛围。如果我们也随波逐流、无所作为,跟风夸大中美关系的消极面,那么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更大的麻烦。

诚然,当前中美关系很困难,但是,再困难,能有1989-1992年困难吗?当时中美两国几乎要断绝来往了;再危险,能有1999年“炸馆事件”与2001年“撞机事件”时危险吗?当时中美之间几乎面临冲突甚至开战。有人说特朗普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就是突破了中美关系的底线,其实这无非是特朗普在炒冷饭,因为2000年竞选时小布什就把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了。还有人说,当前美国的建制派精英都很反华,其实不然,美国社会是多元的,谁也不敢说他就代表美国了。建制派精英也是多元的,有反华的,也有知华的,我们不必过分悲观地以偏概全。就像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国内既有支持特朗普的,也有反对特朗普的。例如,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17年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之一;2017年每个美国农民平均向中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上。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入约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车在华销量达到304万辆,占中国乘用车销售总量的12.3%,仅通用汽车公司在华就有10家合资企业,在华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40%。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23.6%。2017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9.5%。显然,这些美国人会支持特朗普对华发动经贸摩擦吗?他们可能成为我们争取的中美关系正面的塑造力量。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在很多时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例如,1969年中国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促进了1972年中美关系坚冰的打破;1978年中国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促进了1979年中美关系的正式建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积极主动应对,促进了中美在G20框架内的积极合作。可见,中国完全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主动塑造角色。从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状况来看,中国依然可以有创意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正面走向。

总之,中美关系很特殊,它从来就不是平稳发展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是常事。因为中美两国毕竟是两个体量巨大,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迥异的两个巨型国家,差异与矛盾应该是常事。明年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也将逐步进入沉稳期。如果我们变换个视角,就会发现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无非是中美关系发展历史长河里众多漩涡中的一个,只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如经贸摩擦问题、台湾问题)而显得格外剧烈。但是,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理智”——理性+智慧,即使对方“胡来”,我们也不能过度夸大当前中美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不宜过分夸大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否则会适得其反。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8/1015/19962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