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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东北抗联心中

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从1935年起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只能从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那里得到党中央的一些指示,后来这种联系也中断了,这对抗联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失和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抗联的领导人不断地给党中央写信,并急切要求去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殷切地期待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回到党的怀抱。有的在受到错误处分、开除党籍的情况下,依然对党忠贞不渝,坚信不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崇高品质。

一天也不能离开党

抗联将士心中时刻装着党。为了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而历尽千难万险。同时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党内斗争也是复杂而激烈的。由于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人受到错误的批评和处理,但即使遭受到不公正处理,这些党员干部也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们依然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和信任,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赵尚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赵尚志是个历经波折而意志坚定的抗日将领。他三次被捕入狱,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但这些都没有挫伤他的斗志和失去对党的忠诚和信任。

赵尚志英勇善战,威震敌胆,被称为“中国的夏伯阳”。

曾经与赵尚志并肩战斗过的东北抗联战士李在德在发表的《尚志悲歌》的文章中,对赵尚志“一天也不能离开党”这种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给予了高度赞扬。

她在文章中说:

大约1943年夏季,在苏联八十八旅听到赵尚志将军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难过极了。苏联当时出过一本小册子,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是赵尚志将军促成了我和保合同志的婚姻,也因为他错误地被开除党籍的原故,我们也曾一度错误地被开除了党籍。在我的革命生涯中,他是对我影响相当大的人。

1935年在汤原游击队时,我们就听说了三军的赵尚志同志非常能打仗。还有人讲,他平常穿的衣服很随便,像个“伙夫”,到老乡家里没人能认出他是司令员。每次打仗缴获的战利品、衣物等,他都先分给战士们。1937年7月,北满省委扩大会议在六军被服厂召开,我才第一次见到赵尚志同志。他个子矮小,脸黑瘦,穿一件缴获日军的旧军装,好像枪也没有带,同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这些穿戴整齐的首长们在一起,显得非常随便,不像个领导干部。他性格活泼,说起来比比划划,没有一点架子,我们战士都觉得他容易接近,好说话。如果不是从近处细看,一般觉察不出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这就是威震三江让日寇胆寒的赵将军。

1941年9月,我和保合同志正随着王效明支队,沿挠力河畔艰难西征依兰,和饥饿、死亡搏斗时,赵尚志也在苏联领受任务,率姜立新、张凤岐等5人小分队,回东北汤旺河上游活动。按照任务预定时间,要求他们12月份返回苏联。但赵尚志让张凤岐等人先回去了,他只带姜立新留在国内。据张凤岐同志回忆:“赵尚志对在苏联押了两年(应是一年半)不满……赵尚志写了很多材料,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也知道赵尚志过去(过境),就不知道人在哪儿。赵尚志写的信,莫斯科也接不到。他自己写的材料,谁也不让背,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要,小书包总是自己背着。赵尚志表示:‘认可自己死在东北,也不回苏联去了!’他让我们4个同志弄马,奔洮南到关里去。我们3个人先回去的。我告诉姜立新:‘回去时一定把赵尚志领回去,不回去不行!’”

1943年7月,我看到姜立新,我问他:“赵司令呢?”姜立新说:“牺牲在东北啦。”姜立新告诉我:“赵尚志他们5个去缴梧桐河警察所,途中姜立新解手,刘炮(混入队伍的奸细刘德山)开枪打伤了赵尚志,后来牺牲了。还有一个新补充的队员被打死了。赵尚志同志的尸体,现在也未查清下落。”

可见,赵尚志将军殉国以前,就已经抱定了宁为真理而牺牲的决心。他要到关内去找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王康指示信”在东北党组织内造成的混乱影响。他要向“母亲”表明一个被无辜开除党籍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对革命理想至死不渝的忠诚。

曾参与谋杀赵尚志将军的日本战犯东城正雄,在反省文章里回忆:“审讯马上开始了。赵尚志将军神态威严,一言不发,只是轻蔑地看着在他身前身后转来转去的日本人。不管日本人怎么问,赵将军都是以沉默来对待。直到最后,他才愤怒地说:‘你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你们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说了,也是对驴弹琴——没有用!’这时,由于伤势过重,失血过多,赵将军昏倒了。到了1942年2月12日早晨8点钟,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听说,赵将军的头颅是由三江省警务厅警备股的人锯下来的,后来,把将军的遗体投入了松花江。

风悲松山黯,雪怒三江寒,壮士随波去,长歌恸地来。民族英雄赵尚志,从1932年参加东北抗日斗争,几起几落,百折不回,与日寇浴血奋战10年,战功卓著。日伪闻风丧胆,哀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无论多么险恶的逆境,都无法动摇他坚定的信念,直至壮烈殉国(年仅34岁)。

赵尚志同志的一生,是忠诚党的事业的一生。他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做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渴望见到党中央

曾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冯仲云在1939年就致信党中央,渴望见到党中央。

冯仲云是一位经历比较特殊的抗日将领。他原是一个稚嫩的江南学子、教授,而后成为抗日将领的。他成长于风雷激荡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读中学时开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考入清华大学后,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经历狱中磨难之后,以22岁的年龄到哈尔滨出任东北商船学校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学校迁往青岛,他毅然留在东北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与苦难的东北人民一道与入侵的日本侵略者抗争。此后,他经历过在敌人盘踞的城市领导艰险的地下活动,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厮杀。1936年9月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1938年后,在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他与战士们常以草根、树皮为食,坚持战斗。此时,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与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李兆麟)一起,领导了大小兴安岭、黑嫩平原的一系列游击战斗,给在日伪残酷统治下的东北同胞以极大的鼓舞。

与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战友相比,冯仲云可以说是幸运者,他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人民投降。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松江省主席,建国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和多年的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55年,在庄严隆重的向解放军将领授勋仪式上,他光荣地接受了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他的生命,他一定会对党对人民有更多的贡献。他被迫害致死时,刚刚60岁。

冯仲云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同他在革命斗争低潮时参加共产党一样,在东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情况下,他依然执着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努力争取得到中央的直接领导。

1939年9月,冯仲云和中共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的伯力城。

冯仲云到苏联担负两项使命:一项是寻求苏联对抗联的援助,另一项是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相比之下,这后一项对于党组织和抗联战士是更加迫切的。他和高禹民住下后,就向苏方提出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或者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照料他们的联共老游击队员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要求,而无法回答,只是让冯仲云写报告。

冯仲云坐下来,一种渴望见到中央,诉说一切的激情油然而生,思想的泉水喷涌而出,手中的笔飞快地移动着,在纸上留下一行行字迹。

亲爱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

从1935年5月至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啊!这4个年头中,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像《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一样。但是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之后,他叙述了哈东地区抗日波澜之汹涌与低落,松江沿岸抗日高涨与“珠汤联席会”,日伪军对松江沿线的进攻与北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北满反日运动的重整与北满党的转变,九次常委会及北省执委二次全会。笔下所展现的实际上就是北满反日运动4年间的发展简史,抗日斗争的顺利和挫折,政策、策略的正确和失误,悲壮的牺牲和无耻的背叛,都毫无掩饰地写出。

这篇报告还写到了党组织和部队当时的状况和工作计划。在工作计划中,谈到了“与国内抗战取得联系,消灭东北与国内抗日运动之隔离性”的设想。

长达3万多字的报告,冯仲云只用4天就完成了。从这儿也可以想象出他要与党中央接上关系的急迫心情。

恳切而深情的报告

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魏拯民也是个学生出身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在抗联最艰苦时期,一样把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向中央请示工作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

魏拯民是山西省屯留县人。他在太原中学读书期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6年曾参加反对军阀阎锡山的革命活动。同年加入共青团,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曾在北平宏达学院、安阳军校等地学习。1932年春受党委派来东北,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此间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1934年12月被派往东满地区巡视工作。1935年2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同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他兼任政委。5月末,为了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奉命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东满党组织和抗日斗争情况,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初回国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同年7月与杨靖宇共同主持将东满党组织与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他担任省委书记,同时担任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东北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牺牲后,他全面承担了领导与指挥第二军的重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带领部队主动出击,牵制日军入关,积极配合全国抗战。1938年5月,他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稳重老练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为东南满地区党的恢复、发展,地方工作的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健全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虽然身患严重心脏病,却处处以身作则,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杨靖宇牺牲后,他担负起指挥抗联第一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重任。他抱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1941年3月8日,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魏拯民病逝于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四道沟密营。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去世时年仅32岁。

1940年4月,时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的魏拯民,向中央代表团写了一份恳切而深情的报告。

报告中说: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1935年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在1935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间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止此,自从与上级机关中断了联系之后,我们在工作上还不断遭到不可想象的重大损失。就是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我们很忧虑,万一再度长期断绝了这种联络时,不知将来更要遭到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报告分四个部分,最后向中央提出:要中央派干部和送来文件,以便得到中央的直接领导。

想念延安真想孩子想娘一样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是如此。他深切地盼望和想尽一切办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

周保中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云南省大理人,白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团长、副师长。以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从苏联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到吉东地区组织抗日武装,被抗日义勇军、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当日本暗探抓起来。他被用绳索捆绑着,由排、连、营、团一层一层往上送,最后被押到吉林自卫军左路军军部。他临事不乱,从容、镇定地应对,一番抗日救国的肺腑之言,不但使他化险为夷,还被当作上宾接待。自卫军的邢占清将军当场决定把他留在部队。以后,他通过党派到救国军任参谋长的李延禄推荐,到王德林救国军总部任总参议,指挥部队三次攻打宁安县城,给日军重大杀伤。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他组织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并担任军长、党委书记。

1940年4月,周保中任中共吉东省委书记。1942年7月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1945年9月以后历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1950年后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省政协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任等职。1953年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4年2月病逝于北京。

著名记者穆青(穆青,回族,1937年参加革命,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编辑,建国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社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采访过周保中。他回忆到:

周保中同志说,从1937年起,他们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了任何联系,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有一次,他们搞到一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如获至宝,你传我,我传你,抄的抄,摘的摘,毛主席的话就像茫茫大海的指路明灯,给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8/0420/19699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