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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老红军周光回忆长征峥嵘岁月

第五次反“围剿”就打了很久,我们快到兴国县了,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突围出去了。我们那时也不懂得什么突围,只知道跟到走就是。以后听人家说那一仗没打好,为什么没打好?听说是王明指挥的错误,说是“单纯防御”啊,我们不懂啊,真的不懂得,没有把部队集中起来打一垒,而是把部队分散到处去堵住敌人。结果人家部队多,我们部队少,这样子就打不过人家。以后我们突围出去,开始走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里的事那就更多了。比如过乌江吧,因为没有船,都是用竹排子,山上砍的竹子绑成排子,准备人坐排子过去,结果排子是绑好了很多,但从乌江这边到乌江那边要拉一道绳子,这个绳子怎么过去呢?就是要有一个排子划过乌江去,把绳子带过去,绑起来。带绳子的排子就很难过,前面有几个人把排子划到乌江中间都翻了,过不去。我那时逞英雄,我说:我去,我一定要划过去!结果排长就说:好,你去!我划啊划,划到中间,还没人家划得远,结果也翻过来了。我就使劲搂住排子,被拉回来了,我吃了一肚子的水,人家就笑话我。因为我年纪小,大家都爱拿我开玩笑。

在云南白水街那一次打仗,我就更吃苦喽!我们是工兵连,那仗打得很紧张,敌人很多.我们师部要转移,要我们工兵连占领一个山头掩护他们转移。结果我们就占领那个山头,打了好久,等师部转移。师部撤出去后,敌人上来得很快,我们最后就和敌人拼了手榴弹。在这次战斗中我五处挂彩,身上被打了五个窟窿,确实伤得很重,腿上、腰上、背上都挂了花,结果走路也不能走。

过金沙江、大渡河时,我的伤口还很厉害,里面不但有脓,还长了蛆。过金沙江时,我们在会理县的外面,在一个山沟里隐蔽,卫生员给我换药,揭开绑带一看,蛆都往外滚啊。卫生员就说:“唉,同志莫怪我们的技术不好啊,而是公家没有药啊!”我说:“我知道,你给我上药吧。”他就给我上药,先挤脓,一挤蛆就往外滚,而后才搁纱布、棉花洗了洗。上药不是纱布,而是棉布,棉布条子消消毒,就这样上到里面去,真疼啊。

部队曾经把我疏散好几次,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我想,这样不行啊,我们是打了土豪的,国民党来了一定会把我杀了。我就害怕,我不敢留,想一切办法跟着走。走也不能走,怎么办?村里的人,帮我找了一匹牲口驮我。走了两天,结果牲口那天下大雨又摔死了,没有办法,又跟着慢慢走啊。走到了一座大山时,我在山底下就哭了,听人家说这个山很高,上山有七八十里路,我就上不去了。最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在这里寻短见了,我要身上背了大烟(注:当时缴获的大烟可以与老百姓换取粮食)的同志给我扒下几砣子大烟,用手搓成丸子,叫他们给我要点酒来,喝酒把大烟一起吃下去,吃死了就不走了。结果被一块掉队的同志们抢下来了,他们无论如何要我走,不走就不行,说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好吧,我只好又跟着慢慢的往上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正好碰到一个骑牲口的干部,后来我才知道他现在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他那时当营长。他说:“叫伤兵同志拉着我的骡子尾巴上山。”我拉着骡子尾巴上山就感到轻快了一些,走到山上以后,坐下休息了一会,又要下山了。下山的时候更不好走了,那就往下突(注:兴国方言,就是出溜的意思),慢慢往下突,突个四五脚又休息。结果突到山底下时,裤子、衣服都挂破了,真不像样子了,好像叫花子一样。我的伤比较厉害,一直到过草地、过雪山都没有完全好。

过雪山的时候,我也不行了。在雪山下面,上面就动员:雪山走到山顶上时,那里比较高,有几里路空气很稀薄,一定要头昏,每个人都要坚持,咬着牙关过去这几里路就好了。结果我走到山顶上时,确实走不动了,没办法啊,真想坐下。结果我们班里的同志们、班长都搀着我,帮我过去了。雪山总算过来了,老百姓都说我们很侥幸,他们讲:很多年前有个卖零碎东西的人走过,从那以后,雪山鸟无声,人无迹。我们能过来了,真是不容易呀。

过了雪山以后,走到下面,老百姓争着看我们,他们东看西看,又在屋子里偷着看,有的盯着看,看看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最后有的老人家说:你们不是妖怪,国民党说你们是妖怪,红眼睛绿眉毛。现在我们看不是呀,你们是天兵天将!雪山没人能过来,你们过来了。我们说:我们不是天兵也不是天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艰苦,什么样的危险,都可以过去。他们说:你们真不容易呀,你们行,一定行!你们这样的山都可以过来,什么都过得过去!

再谈点过草地的战斗故事吧。过草地时,我又回到原部队了,跟着部队走比较方便,虽然跟不上,掉得也不会那样远。有大家帮忙,又不用背东西,空着手走比较好。到了晚上也可以上药了,这样子伤口就好得快一些。

我们还没到草地,离草地还有几十里路时,就在那里休息了两三天,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准备柴火、粮食。柴火好准备,有两块劈材就够了,一人拿了几斤,劈的要碎,劈得比烧煤球炉的柴还要碎,因为到了草地里是不烧大锅了,而是个人自己烧,自己是什么锅头就是多么大的灶。比如说吧,有用茶缸的,有用小脸盆,有用铁瓢的,有用瓦罐的,就这样子不同,所以柴火就要劈得碎、劈得细,一个人带上那么几捆。

粮食准备就难了,老百姓都走掉了,国民党宣传“红军是红眼睛、绿鼻子的妖怪,杀人、放火、强奸”,敌人这样欺骗老百姓,老百姓当然害怕,都走掉了,东西也都藏起来了,一粒粮食都没有。人呢,除了少数个别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以外,其他人一个都找不到。粮食怎么办呢?上级就告诉我们在周围附近去找、去搜。找到的话,在哪里找到的,钱就要放在那里,根据多少就给多少钱。二十斤以内就班里留下;二十斤以上,就是排里留下;三十斤以上就要全连分。

粮食是不容易搞到的,搞不到就没有,怎么办呢?一个人都要准备十几斤。没有粮食的,就割麦子,麦子还在地里长着,还不太熟,有八成熟的样子,就自己到地里去割。割回来后怎么办呢?打不下来呀,就拿火烧,烧得麦子干了就掉下来。麦子掉在地上,再用两只手捧起来搓,搓掉壳子就剩下麦子,拿嘴去吹,然后放在一堆。然后又拿起一些去烧,又这样搓,就这样子,反反复复去搞。一个人大概带多的也有十斤八斤,少的也有五六斤粮食。我带的大概也有五六斤的样子。准备好了,第二天我们就进草地了。

进入草地后,一天要走四十多里路,我们进草地的第一天就打敌人的骑兵。我们以前没打过骑兵,看到敌人骑兵冲过来,我们就趴下,一动也不动,一个动的都没有。所以敌人的骑兵也不敢猛跑过来,我们向他们开枪,在草地里打骑兵是好打的,因为马的目标大,我们打他们的马,他们也不敢冲。第一天就打死敌人十几匹马,死马他们也拿不走,人就跑掉了。我们这一天就好了,这么久以来头一次搞了这么多马肉。当然还要分给别人,我们自己搞得多一点,大家割马肉煮,大家吃了一顿饱餐,还带了一些。这一天真是不同啊,特别的享受啊!马肉要切的小,锅子只有这样大,“锅子”其实就是茶缸子、脸盆。脸盆大一些,铁瓢、小砂锅马肉大了就不行。刀子就是个人带的剪指甲的剪刀或者削东西的刀,也有用刺刀割,慢慢地割,连割带拽搞来煮,煮的半生不熟就开始吃了。

进草地的第二天情况就比较简单些,早上七八点钟就开始前进了,太早了呢看不见,怕有烂泥坑,所以就七八点钟开始走。下午四五点钟就住下,住下就埋锅造饭。埋什么锅啊,就是埋茶缸,就开始搞点东西吃。吃什么?吃自己带的干粮,其他的都是外面摘的野菜、野草,就这样搞来吃。吃野菜,一无油,二无盐,拿茶缸子去煮,煮开了就吃。哎,你尝尝我的,很好吃,我尝尝你的,大家非常高兴的。虽然苦,但是精神非常乐观,大家是非常愉快的。

茶缸子不要看他小,但用处很大,有时做锅,有时做洗脸盆,有时做洗脚盆。每天要走路,草地里的水把我们的脚都泡肿了,烧一茶缸水,拿个手巾沾沾水,把脚擦一擦,就这样洗洗脚,洗一洗总比不洗强。

到第四天就危险了,粮食快吃光了。虽然每人带了几斤粮食,但这时的人总是吃不饱,老想吃,因为没有油,肚子里没有东西,老想吃。吃不饱,但又舍不得吃,又忍不住想吃。一面走,就一面抓一把放进嘴里吃。不知不觉干粮袋里剩下就不多了,紧张了。那时就吃得更少,吃的更少就越饿。到了宿营地就摘野菜吃,舍不得吃干粮。路上只要看到死马,或者前面部队杀的马剩下的马骨头,就捡起来。捡到马骨头不好搞了,虽然连里有口大铜锅,但它不能经常用,一是没柴火,二是没有东西煮。最后还是用大铜锅煮了马骨头、马尾巴、马爪子(注:马蹄子)、马脑袋,把这些东西煮来吃。有的不知道,拿个马爪子啃,一面咬一面啃。粮食恐慌,就搞那些东西吃,有的还吃了皮带、鞋底,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没吃这些东西。我吃过马皮,用刀割一块,拿火烧,烧了以后再拿刀割成小块放到茶缸里煮,越煮马皮就越卷起来,煮到马皮开始伸开了,这就有些烂了,我们那时不管烂不烂,总之咬得动就开始吃,当时吃起来很香啊。再说晚上埋锅造饭,草地里面都是草,都是水,一脚踩下去,水能到脚背上这么深,每天走都是这个样子。锅头造在哪里呢?有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山啊,不能说是山,那里哪有山呢?就是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里就没有水,部队宿营也就在那里。一到宿营地,就说分房子吧。哪有什么房子啊?开玩笑,就是这个高一点地方给这个排,那个排到那个高一点的地方,都挨的很近,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坐下去裤子一下子就湿了,也就是比低处稍微好一点,但是同样是湿的。草地看起来是一片汪洋大海,一片青草绿水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满地是水怎么办呢?宿营也是睡在这个地方,当时睡觉就是两个人背靠背坐着,到了太疲劳了,自然就倒下了,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衣服全是湿的,早上起来,拧拧衣服上的水,再穿上,太阳一晒,好看了!雾气升起来,都是雾气,后面看前面是这样,前面看我们也是一样,一片雾气啊!

做饭的时候,那时虽然带了柴火,找个地方挖点泥巴垛垛,灶膛都是湿的,搞点柴火在那里点啊,要费很大的功夫,要把泥巴烧硬了才能烧饭,烟熏得眼泪鼻涕都下来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很好看的样子(笑声)。

过草地究竟要走多远呢?谁也不知道。我大概是走了五天还是六天,走到我们没饭吃了,我是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最后怎么办?只有吃野草。还好,草地很快就过完了。从草地出去不远就有少数人家,就有些老百姓了,也能搞到一些粮食了。这些老百姓是少数民族,他们看我们就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不简单啊,你们呱呱叫。这个草地是一望无边,究竟有多远?谁也没走过,人无足迹鸟无声,谁也不敢走这个地方,哪像你们这样多人都过来了,你们真行!我们就给他们宣传:我们是红军,我们北上抗日,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三省。

以后用钱上街也能买到些粮食,也有小店,零碎八碎卖的也有,就是很少,但少也有买的啊。

过草地看到的更多情况:我们是五班,我们四班的同志在前面,他们有一个同志为了小便离开队伍跑到外面去小便,完了以后,就赶队伍,从队伍旁边跑,跑得很快,结果一下不小心掉到烂泥坑里去了。其他人就跑过去拉他,结果拉他的几个人—块都掉下去了,那次一下子三四个人都一块牺牲了。结果连里领导就讲:要小心!小便也不准离开队伍,只准在队伍站着,一面小便一面走。

二万五千里长征,真是辛苦啊,不是假的苦,真是苦。没有饭吃,要走路,没有鞋穿,还要走路。不但没有鞋,连草鞋都没有,也要走。

人家都说南方兵好,没有草鞋也能走路,真不是假的呀,两个光脚丫子每天都要和石头来回打架,都要走。不走不行啊,后面有十几万追兵,前面也有敌人。

走路困难,打仗更困难,每天一打仗就是五面的敌人:上面是敌人的飞机,天亮就来了,出来不多,三四架,多的时候五六架。这三四架飞机在这轮番轰炸、扫射,它们还没飞走,换班的飞机就又来了。从天亮就来,直到天快黑才离去,成天都是飞机轰炸、扫射。前面有敌人堵住,后面有十几万追兵。左边有敌人,右边也有敌人。所以一打仗,我们的前后、左右、天上,五面都是敌人。这样的仗,我看什么样的部队也没有打过啊!

有时前面的敌人的工事比较坚固,敌人比较顽强,我们一次冲锋、两次冲锋上不去,打上半天,这就危险了,后面的追兵上来了,左右两面的敌人不断骚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时,后面追兵的炮火能打到前面阻击我们的敌人阵地上,前面阻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弹能打到后面追击我们的敌人的部队里面,我们被围在中间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你看多危险啊!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步,假如情况倒过来,是我们打国民党,早就把他们消灭了。

那时没有一定的宿营地。为什么?因为要看敌人,敌人今天走的多了,我们就还要继续走;敌人住下了,我们才能住下;敌人没有住下,我们就还要继续走,所以没有一定的目的地。经常都是这样子,后面部队报告,敌人还没住下,我们就继续走。敌人一住下,我们就地埋锅造饭。部队的营、连宿营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只有上级机关有几间房子。假如离后面的敌人近了,我们吃顿饭又要走,不离开他远一点宿营不行,因为如果前面的敌人顽强阻击,后面的敌人就追上来了,更危险。所以还是继续走,总的原则离后面的敌人总有二百里路左右就是。

遇到敌人工事坚固的地方更是危险。比如腊子口,这个山里几十里路就是一条山沟,不管你有多少部队,多顽强的部队都是要走这条山沟才能进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都是悬崖绝壁。我们假如不离开他们二百里路,一天进不去,后面的敌人就上来了。所以一定要坚决顽强冲过去,每个同志都英勇作战,勇敢前进,就这样打。还因为部队首长指挥的灵活,他们从侧面派了一个小部队转到敌人后面阵地上去了。从后面上去一打响,敌人就动摇了,所以我们的部队还能够顺利前进。打仗不但同志们要坚决顽强勇敢,指挥员的英明也是非常重要的。

长征到了陕北时才知道,我们是三十万人长征,到了陕北,包括陕北红军七八千人在内,也只有三万人。就这样子,三十万人就剩了三万人,那些人哪里去了呢?都成了无名英雄。

长征刚一结束,快要到陕北和陕北的红军会合的时候,陕北派侦察员来给我们毛主席报告说,陕北的敌人有三个师在“围剿”他们,他们正处在很困难的时期。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与他们会合还是不会合呢?上面决定坚决要会合。

一到陕北,刚要会合,还没有开会合大会,就开战斗动员大会。毛主席说:我们同志们都很辛苦了,本来应该很好的休息,但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息。现在敌人三个师“围剿”我们陕北的兄弟部队,我们不能躲到一边去休息,我们应该配合兄弟部队消灭这个“围剿”的敌人。我们这一仗非打不可,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一定要打!同志们说好不好?大家说:好!

这就是要打,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好!打好了我们的根据地才能扩大。打好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威望才能够提高,要建立我们中央红军的威信。第二天就部署,晚上就出发。结果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打死了敌师长。(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红军在直罗镇歼灭张学良的东北军一0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

这仗打好之后,我们才在陕北苏区开会合大会。群众慰劳部队,物资得到补充,很热闹。部队也得到很好的休息,喘了一口气。到了陕北,我们又有根据地了。

(2008年,周毅根据周光八十年代后期口述录音整理。)

老红军周光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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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曾用名周葆才),1914年出生,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年9月参加红军,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连长,河北31支队营长,山东纵队5支队1团团长,胶东军区16团团长、西海独立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纵队2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11师副师长、师长。1949年10月因伤转业,任江西省航运局局长。1950年起,历任江西军区九江、吉安军分区司令员,广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南京步兵学校副校长。1964年离休,正军职待遇。2002年逝世于南京,享年89岁。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6/1010/13922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