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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抗日战场的号角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正操、孟庆山、黄敬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创了晋察冀边区冀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安平、饶阳、武强、深县四县当时属冀中八地委,是冀中党政军机关活动的核心区。此后不久,129师东进纵队来到南宫,开辟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衡水、冀县、枣强、武邑、阜城、故城、景县七县当时属冀南三地委、三专署(后改为五地委、五专署)。平原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党领导的战委会、文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相继成立,他们在敌后战场配合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文救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发挥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揭露日寇暴行、凝聚民心、记录我根据地军民浴血抗战史、鼓舞全民抗战的冲锋号和轻骑兵作用。

一、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发动民众的主阵地。

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我根据地党政军首长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宣传文艺工作。朱德总司令先后出席了边区剧协、边区文协的成立大会和一次文化座谈会,他的讲话精神后来汇集为《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问题》,要求艺术家以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群众相结合的态度,发展敌后的文化运动,积极展开同敌人的宣传战;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为冀南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做了更多工作,他在1941年元旦《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要求冀南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加强文化战线,与敌人进行顽强的宣传战。采取一切形式,不同的方法,不疲倦地去加强民众的抗日爱国教育”。这年五月,他在129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对文化宣传工作作了更为系统的讲话,要求文化宣传工作及时、迅速地反映当前的紧急任务,反击敌人的文化进攻,使之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同时要有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应该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形式。尤其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更是对平原抗日根据地宣传文艺战线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鼓舞作用。

抗战时期,我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多次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等对敌作战。为揭露日寇暴行,鼓舞全民抗战,增强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必胜勇气,我平原抗日根据地宣传文艺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宣传文艺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多种抗日报纸,成为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发动民众的主阵地。

抗战爆发后,衡水县大柳林村共产党员王林在衡水县西部、深县南部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建“抗日锄奸团”,后来组织动员贾殿阁、张海峰等革命青年,组建“铁血抗日锄奸团”,为有效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他们决定在衡水县贾家庄创办《抗日小报》,由于芳秋、贾兰文、贾广勤、贾馥天等人主办,主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反对投降卖国主义,此报八开油印一版,不定期出版。

1938年3月,衡水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创办《血腥报》,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衡水县杨家庄人赵明(赵广均)任总编,该报为周刊、油印、八开两版。赵明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在乡参加王林组织的衡水县抗日锄奸团。他除主编《血腥报》外,还主编了另一份抗日报纸《铁流报》。当时,日军第二次侵占衡水县城,衡水县抗日政府转入地下。为充分发动群众抗日,抗日政府指示三分区抗日战委会主任耿资平创办《铁流报》,赵明任总编,耿资平任编辑。该报八开四版,油印,头版刊登社论、评论、政府工作部署、布告等,二版刊登抗日活动和地方要闻。每期印发68份,出版十余期后停刊。

1941年,受冀南区党委指示,冀南五地委创办机关报《滏运报》。由石大洲、李凌等主办。《滏运报》以唤醒民众坚持抗日为宗旨,主要刊登战斗性强、有号召力的消息和文章,同时转载国内国外新闻。该报为八开,每期印发500份,由抗日邮局代办发行。

《滏运报》初期主要活动在武邑、景县交界地区。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滏运报》多次辗转迁徙,曾先后转移到阜城县东部、靠近津浦铁路的边沿地区,武邑县李家屯等地坚持办报。1943年秋,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滏运报》转移到敌人眼皮底下,油印机安置在景县南部刘智庙村于玉峰家的一个地下室,为防止机器声引起敌人怀疑,在上面又建一轧花房,轧花的声音盖住了地下室里印报的声音。《滏运报》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存在了几年,1946年初,与《冀南日报》合并。后《冀南日报》又与《冀中导报》合并组成《河北日报》。

1940年春,冀中八分区党委创办机关报《群声报》,1942年改名《胜利报》,活动于饶阳、武强等地。《胜利报》为八开,起初油印,后改石印,它宣传发扬民主、抗战到底政策,报道抗战胜利消息,歌颂抗日英雄和模范人物。1944年与《冀中导报》合并。1942年7月,冀南六分区党委在枣南县创办《运河报》,活动于枣强县、冀县等地,报纸为四开四版,石印、五日刊,后改为三日刊。主要宣传党在反“扫荡”斗争中的抗日方针政策,组织人民坚持抗战,打击敌人。

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各县抗日政府都组织动员宣传文艺战线的骨干,创办了多种抗日报纸,如冀县抗日政府三区创办了《突进报》;深县党组织领导的文艺战线创办了《深县报》、《抗友周报》、《铁血青年报》、《黎明报》等五种报纸;武强县委先后创办了《武强日报》、《奋斗报》;卢沟桥事变不久,饶阳地下党组织创办了《曙光报》;安平县委创办了《灯塔报》。抗战时期,我党创办的这些抗日报纸,成为宣传抗日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对发动群众,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记录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浴血抗战史。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在血与火的抗日烽烟中,文艺战线创作了《冀中一日》这一记录冀中人民浴血抗战的英雄史诗,是冀中文艺界的重要作品和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一倡议,得到冀中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的热烈拥护。这年四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齐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确定了写作时间为五月二十七日。

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把“冀中一日”写作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每个群众,每个战士,每个干部,都热切地期待着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有些连队,为了获得一个好的题材,经过上级批准,选择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打下了敌人的据点。到了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就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

《冀中一日》全书约三十万字,由二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汇成。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控诉日军残酷的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写武装斗争和我军的生活;第三辑“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反映群众在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是千万抗日军民用血泪写成的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一部杰出的历史文献。

在党的文艺路线领导下,冀中抗日根据地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有影响的抗日作家和抗日文学作品,其中以孙犁和王林为代表,两人都是衡水人。孙犁以他在冀中安平、饶阳、安新等地的抗战生活为素材创作了《风云初纪》、《荷花淀》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王林创作了《腹地》、《十八匹战马》、《幽僻的陈庄》等反应冀中人民抗战的优秀作品。

抗战爆发后,党委派了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在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比如建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在抗战时期,曾先后任冀南五专区和冀南区的宣传部部长,被誉为冀南三才子之一。杨秀峰、李尔重、任仲夷等我党著名的饱学之士也曾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从事领导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冀南抗日根据地成立后,相继成立了冀南文协、冀南文救会等文艺抗日救国团体,编辑出版了《抗战知识》、《文艺轻骑》等刊物。同被誉为冀南三才子之一的李尔重,曾任冀南五地委书记,他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创作了反映冀南衡水抗战的《石德路上》、《舒队长》等文学作品;李晓明创作的反映枣强军民抗战斗争的小说《平原枪声》,1959年被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出版,成为抗日文学的经典。

三、凝聚民心、动员抗日的冲锋号和轻骑兵。

武强年画是衡水文化的瑰宝,是衡水地域文化的独特资源和一大特色。抗战爆发后,我党文艺战线紧密团结武强年画艺人,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根据地抗日斗争、宣传抗日的优秀作品,起到了凝聚民心、动员抗日的冲锋号和轻骑兵的作用。

“到敌人后方去。”1938年秋天,美术工作者阎素第一个来武强,他借用武强年画套印方法制作了《打日本,打汉奸》抗战门画。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文协版画家彦涵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深入到武强,与武强的民间艺人相互切磋,采用武强年画木刻技法创作了《王三群全家被害》等新版画,在抗战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随之,徐灵利用武强民间年画“天官赐福”的形式,刻印了装饰性很强,以大红大绿、吉祥喜庆为特点的《抗日光荣》、《立功喜报》宣传画,鼓舞了民众。为配合军事胜利,他们创作了木刻捷报,利用历史上状元报喜形式,把抗日英雄模范“立功喜报”写上英雄姓名,群众敲锣打鼓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军烈属、抗日英雄家属,使武强年画成了宣传抗日、鼓舞抗日的有力武器。

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也纷纷奔赴冀中,并与武强年画艺人结合成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冀南木刻团的画家也到冀中与其汇合,形成新木刻与民间传统艺术紧密结合的一支劲旅。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吴劳等一大批艺术家,在学习武强民间年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旧年画进行改造,并同武强的年画艺人郝云甫、陈文柱、张福旺、张万年、肖福荣、李长江、任大黑、吴敏正、贾文栋、郭海、李印德等在一起,创作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优秀作品。以武强年画吉祥喜庆的特点创作的《打日本,救中国》、《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人民救星共产党》等一大批新年画,冲上了抗战宣传的前沿阵地。

宣传文艺战线党组织还带领武强年画艺人,创作了《保卫边区》年画,把武强年画中威风凛凛的“门神”换成了骑马挥舞战刀的八路军勇士,刻印后到敌占区家家户户的门上张贴,为抗日军民摇旗呐喊,还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侵略者搞的“新民文艺”、“兴亚文艺”等殖民文艺、汉奸文艺做斗争,在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方面起到了助军事斗争一臂之力的作用。

各地的革命美术工作者到武强,对武强的年画艺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激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日的洪流。民间画家王兰坡,曾跟着齐白石学画。日本占领武强后,他加入了武强县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诗画为武器,为抗日鼓与呼。日寇和汉奸千方百计想收买他,愿以两匹真马换他画的一匹马;还许愿,他只要不再画打日本鬼子的画,要什么条件都行。王兰坡严辞拒绝并以诗言志:“画高六尺价三千,可惜老夫不爱钱,粮米本是活人物,嗟来之食不可餐!”他还以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送子参军,其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成为冀中闻名的双烈属。

抗战时期的武强年画,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创造性地把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融为一体,以被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政治生活、大生产、学文化等重大题材,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以时代精神提升了武强年画的艺术效能。

此外,冀中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还成立剧团、剧社,成为文艺战线宣传动员抗日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比如冀中抗日根据地成立火线剧社,由衡水人王林任社长,他们编排创作了一大批抗日话剧和戏剧,到前线慰问子弟兵,鼓舞士气,打击日寇。党领导文艺战线还团结大批的民间戏曲、曲艺艺人创作了许多反映根据地抗日题材的戏剧、地方戏、民谣等民间艺术作品,如地方戏《活捉鬼子兵》等等,起到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的积极作用。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6/0602/10536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