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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西方世界解决不了极左和极右的问题

“现在‘左’和‘右’两个极端主义在西方世界都存在,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以中国的智慧,太‘左’的时候一定会被各种力量拉回来,太‘右’的话也会反弹,这样就不会把很多事情做得极端化。”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赵旭东做客北大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中国每一代人都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赵旭东:西方世界解决不了极左和极右的问题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实际上我很多关于中国的讨论,受吉登斯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局限于结构的东西,更强调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的生物体,既有被社会塑造的可能,同时也能塑造社会,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我大概谈以下五点:进入转型期的中国、寻求中间道路的中国、个体自觉时代的来临、走向现代世界的中国以及“美人之美”的世界。

进入转型期的中国,这点没有什么质疑,今天确实什么都在改变当中。在中国,难以说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政策在影响你的生活,恰恰是在一个变动的、不确定的环境中,你去适应你的生活,建构你的世界。当年我在北大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房子,当时都没有这些楼,我们就生活在15平米的筒子楼里。我们都在说什么时候会有房子,那是1998年左右的事儿。一个老校长就说,每一代的人都会为自己的房子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的意思很明白,这些住在校园里的人都是原来的长辈,他们为自己解决了房子问题。等我们这代人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在西二旗那片,但那里大多是60年代的人,没有晚于70年代的。那么80年代的人在校园里没有房子怎么办?按照中国发展的逻辑,他们会为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找不到就说明这代人有问题。我们这代人确实住过小房子,但是这代人想出了“经济适用房”,找到了一个很多人承认的解决方法。

中国灵活的改革机制为很多人提供了机遇

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我们能做很多事情,这就是我们改革的规律。它的优势是总有种种的机遇,无论是股票、房产,还是学术。当时我在北大是讲师,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块钱,刨去生活费用后就剩三百多块钱,根本没钱买书。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说自由流动,转去待遇更好的单位,或者发很多文章,或者出国等等。

这些方式是西方理解不了的,西方那边是一个很稳定的轨道。从一个讲师入职起,他就知道自己在大学里教书一直到退休能挣多少钱,退休后的养老金也是稳定的。所以他就晃晃也能做一些事情,不像我们的做法。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悲观地看我们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我一直讲我们中国只用了美国1/5的时间,几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博士。我们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些博士还是出了很多重要人物的,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也都有中国培养的学生。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种灵活的改革机制是可以给很多人提供机会的。但是它的劣势也在于我们没法判断这种处于变动中的政策,它会带来的吉登斯所说的“无意的后果”是什么,这种政策实施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是无法确定的。

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的合法性的最初来源

这种转型在经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领域都在发生。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的合法性最初的动力来源,大家要过好日子,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随之而来的必然的过程,因为出现了分配不均等问题。但是社会的改革到了一个很晚的时候才发生,2005年才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发展。文化的转型则是到了2010年才真正进入国家的视野。我们今天用文化来看很多问题,“留得住青山,留得住绿水”,背后是要靠文化的力量来保持的。如果一个社会对什么东西都定价,把什么东西都变成商品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有一些问题。

“文化转型”的概念是费孝通在谈到我们今天如何关注这个世界时所强调的。我觉得他跟吉登斯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虽然他没有看过吉登斯的东西,但是同样具有社会学家的敏感性。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世界性文化转型的时期,如果你不能把握这个时期的变化,不明白背后的道理,可能就无法理解这个多元世界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的变化是迅速的,同时,这个道路也是其他地方没法复制的。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在物质条件较差的水平上,达到了很多现代国家用百余年甚至两百多年的时间实现的成就。

中国的道路符合吉登斯的“中间道路”理想

第二,我觉得中国的道路实际上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无意中跟吉登斯所说的“中间道路”这个概念相吻合。当我们不再走极端路线的时候,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了良好稳定的发展,所以它在无意中是符合了吉登斯的理想,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国古训里所谓的中庸之道,你不能在“左”或者“右”两个极端上进行选择。吉登斯写过一本书,叫《超越左与右》。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左”和“右”两个极端主义在西方世界都存在,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以中国的智慧,太“左”的时候一定会被各种力量拉回来,太“右”的话也会反弹,这样就不会把很多事情做得极端化。

今天西方的难民问题变成极端主义聚焦的问题,西方社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我们经常问西方人,你们现在怎么看自己的民族问题、难民问题,他们说已经无语了。为什么无语了?西方人强调文化多元,但他们是在什么前提下说文化多元的呢?并不是我们人类学说的文化多样性发展,西方是在它处在优势地位的时候说的文化多元。现在这些人要来了,要强调文化多元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冲突。西方人相信文化多元产生不了冲突,因为他们是优势的,是可以支配其他异文化的。当冲突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们没法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智慧有助于这些问题的化解。

赵旭东:西方世界解决不了极左和极右的问题

安东尼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著作《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精英现在正处于最失落的一个时代

实际上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一个政策实施以后,一方面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比如一孩政策确实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养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未来会非常突出。现在是7.8个人养一个老人,未来就是1.8个人养一个老人。

实际上这个时代,正如吉登斯所说的,大众被调动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现在的手机、社交平台以及其他各种方式都在便利大众而不是精英的行为,精英现在正处于最失落的一个时代。过去毛笔字、铅笔字写得好的人,他就可能当官,现在就不行了,不玩这套东西,是用越来越大众化的电脑。我在山东的时候很惊讶,一个农民锄头一放下来,坐在椅子上就玩淘宝,玩微信,玩股票。

凤姐和犀利哥的成名体现了个体意识的成长

今天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个体自觉的时代来临。社会上很多奇葩事件的出现,实际上背后隐含的都是个体性。凤姐、犀利哥都不入社会主流,但他们成了大家宣泄的对象,这体现了个体意识的成长,那么这里的个体仅仅是大众吗?我刚才说北大的房子都是靠每代人自己解决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他不会顺应上一代人或者正统的价值观念,他会有一套自己的斗争策略或者文化逻辑。人大门口有一个海淀区政府的纪念雷锋的广告,我想广告的这个策划人应该是80后,不会是60后。在我们60后眼里,前两句是对的,“学习雷锋,奉献他人”,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观,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敢说“提升自己”的,你不敢想到这里。这个广告前两句是60年代的,第三句是80年代的,这就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融入个体的价值观念,这就是社会的转化能力,就是由这一代人完成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80年代、90年代的人未来会造出不一样的世界,虽然你看不惯,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去批评的。就像我们这代人创造的世界前一代人看不懂一样,这就是代沟。我们总是想用我们那套语言涵盖这一代的语言,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用我们的文化观念理解乡村人或者其他社会人的观念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

观察这个时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是看老百姓的生活

文化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更多地是从精英的手中转移到大众的手里。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观察文化,就不是看所谓的精英团体,而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在这方面,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是你在书斋里拍脑瓜就能想出来的,这个要天天泡在田野里,天天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你不看这个,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如何转变原来的生活的?

今天的中国也在走向世界。我在农村看过一张村民自己设计的宣传画,以前是画不出这种画的,以前就是过我自己村子里的生活,但是这张宣传画的题目是“幸福大道”,这边写着“中国银行”,那边写着“世界银行”,在老百姓眼里,这才叫幸福大道。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说过这四句话,“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细细想起来,跟我们的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没有“美人之美”的,西方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中国人很喜欢谈西方的好处,我们有《西游记》,西边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我们最早给美国、英国翻译中文名的时候都很有意思,都是用最好的词汇,叫美利坚,英吉利。实际上这反映了这个民族喜欢赞美别人,吸收别人好处为我所用,然后发展起来。而西方不是,在殖民的时代,它是拯救者,跟我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今天提倡传统观念,包括“美人之美”,先看别人的好处,然后再看自己的好处。现在盛行的极端主义都是人类未来很可怕的威胁。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应该从这里走向世界,你发不出关于重要的文化和社会议题的一些声音就太可惜了。我们是有这样的资源的,我们应该像吉登斯、费孝通这样,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文章来源:http://www.haijiangzx.com/2016/0514/1008802.shtml